安全的配资平台美国试图再次故伎重演

　　40年前，美国、法国、联邦德国、日本和英国在美国广场饭店签订了《广场协议》，旨在解决美元对当时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汇率高估的问题，以及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问题，并最终达到了美元贬值显著、日本资产泡沫累积、美国制造业缓解压力和全球货币协调机制形成雏形等效果。

　　40年后，美国试图再次故伎重演。2024年11月，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（CEA）主席斯蒂芬·米兰（Stephen Miran）起草的《重构全球贸易体系使用指南》报告，在特朗普私人地产海湖庄园正式发布。该报告随后被广泛称为“海湖庄园协议”，旨在通过高关税、美元贬值、债务置换与多边货币谈判、安全保护费等手段，重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。这一协议也被称为“广场协议2.0”。

　　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元霸权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近日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、新京报社和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联合主办了“2025中美贸易战略重构研讨会”。12位国内高校专家学者围绕“‘海湖庄园协议’对全球经贸重构的影响与中国应对”展开深入探讨。其中，多位专家就“广场协议2.0”下的美元霸权和应对措施做了剖析和解读。

　　一整套制度性模板的输出

　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罗长远教授指出，“海湖庄园协议”的一个重要信息是，单靠贸易手段难以平衡美国与他国的贸易关系，还需要借助金融方面的措施，包括汇率调整等。这让人们想起40年前的《广场协议》，试图通过汇率调整解决贸易失衡问题。然而，在现实政治的约束下，“要达成理论上的妥协是比较困难的。在美国的霸凌作风之下，中国不可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”。

　　南开大学副校长盛斌教授分析，从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演进角度看，“海湖庄园协议”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3.0的构想。这一构想包含了金融、货币、贸易与安全等多个领域的一体化安排，体现了“以美国单边主义为基础的一种胁迫式安排”。

　　盛斌表示，与布雷顿森林体系1.0（以美元为核心的双挂钩制度性安排）和2.0（非制度化的市场依赖关系）不同，新的3.0体系具有明显的“霸凌式”强制性特征：美国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，特别是将债务置换成超长期国债等方式，试图重新平衡自身与全球的经济关系。

　　南开大学原副校长佟家栋教授认为，《广场协议》通过协商升值日元，使美国缓解了经常账户赤字问题，但日本也付出了泡沫破裂和长期停滞的代价。相比之下，当前美方推动的制度安排更具嵌套性和排他性，意图在协议中固化美国制度优势。“海湖庄园协议”可能成为一个先例，让美方在看似双边协商中推进制度单边输出，这是比当年汇率调整更值得警惕的发展。

　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教授指出，与其关注“海湖庄园协议”中的具体条款，不如重点观察其背后的制度路径设计。美元霸权正在从金融优势向规则优势转移，美国正在尝试用协议的方式，输出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制度架构。其底层逻辑是通过构建一个在美元主导下的全球制度联盟，锁定其他经济体的操作空间。未来哪怕中美出现谈判缓和，若中国未能在制度层面提出对等议题，也将逐步丧失主动权。

　　佟家栋表示，“海湖庄园协议”所体现的制度逻辑，早已超越了商品、关税与赤字本身。他是一次制度输出压力测试，看中国能否在不接纳美国制度设定的前提下继续参与全球化。这背后体现的是“美方正试图建立一种在协议框架中可反复调用的谈判模板”，既能用于对华博弈，也可用于未来对其他经济体施压。

　　全新的美元霸权延展路径

　　沈国兵认为，“海湖庄园协议”可能孕育一个全新的美元霸权延展路径——金融联盟+数字货币+资产锚定体系的三位一体格局。当前全球正在进入一个“资产缺乏锚”的阶段，各国主权财富基金、央行储备与大类资产配置面临结构性调整。此背景下，美国意在通过美元资产、黄金、数字美元三者的组合重建对资本市场的控制力。因此要高度关注美方在新货币联盟构建上的推进节奏，中国不能被动等待。

　　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黄新飞教授认为，这种新型金融机制的潜在目标，是建立美元数字资产的主导权，并在去美元化趋势尚未成形前提前锁定规则话语权。“我们不是被贸易制裁，而是被规则定向。”因此，中国在这种制度环境下的反应不能局限在技术性防御层面，而要识别其中的制度潜台词，构建自己的锚定体系与联盟机制。

　　沈国兵表示，对比1985年《广场协议》所促成的“汇率调整+流动性释放”的组合拳，如今的“海湖庄园协议”更像是一个“制度联盟协议”，其金融手段不只是稳定货币本身，而是围绕货币建立控制链条。美国正在通过一系列协议架构，强化其对全球资产定价、货币清算、规则输出的三重主导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中国如果仍以传统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作为回应，可能难以在结构重塑中占据有利位置。

　　盛斌表示，“海湖庄园协议”除了以货币和金融作为核心措施外，还包括关税和安全等核心手段，美国通过设置“关税篱笆”（圈层对等关税）和以军事保护及国防安全费用作为筹码设置所谓“安全区”，并区别对待不同国家，体现出强烈的胁迫性质。

　　盛斌进一步补充道，这种制度性安排已不再是单纯的经贸手段，而是“贸易、汇率、债务与安全等问题的一揽子安排”，并可能形成对其他国家的全面约束力与制度性渗透。这种做法的目的明确，就是试图重置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，使美国的货币和债务成为全球“付费”的核心工具。

　　超越货币反制的结构布局

　　沈国兵认为，中国需在全球金融秩序演进中提出系统性替代规则，特别是在绿色金融、数字资产、跨境支付等新领域中，形成“技术-制度-信任”的完整链条。人民币国际化不能停留在市场选择逻辑上，还要在制度承诺层面成为可信赖的选项。与美元主导结构相比，更应建构制度灵活、节点安全、清算透明的多边机制，而不是简单反向搭建“去美元体系”。

　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院院长、教授王俊指出，美国正试图将货币规则纳入国家安全体系，中国必须在多边机制中争取规则嵌入权，增强主动性制度输出。也不能只是强化外汇储备或稳定汇率，更要打造自己的联盟机制与规则系统。因此，中国应与金砖国家、RCEP成员、“一带一路”伙伴等建立制度性同盟，推动“人民币+”国际结算机制落地，同时借助央行数字货币等新技术，在关键节点塑造共识平台。

　　就此而言，当前的全球制度竞争更像是话语权的渐进重构过程而非零和对抗。中国若仅在“防守端”维持金融稳定而不参与制度塑造，将可能被边缘化于新规则体系之外。制度信用比货币信用更具延展性，因此中国需要主动参与全球金融议程设置，在制度设计过程中的参与度和主导性需进一步提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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